端阳节也叫端午节，每到节日前后，保山满城满街皆花，群花争奇斗艳，汇成南国特有的花街花市。节日里花药鸟虫鱼一应俱全，尤其是万种花、千种树、百种草，连街塞巷，如海如潮，令人叹为观止。

追溯花街的历史，与保山的开发有关。保山(永昌)是云南历史上开发较早的地区。公元前四、五世纪，途经保山前往缅甸、印度的“西南丝绸之路”即已形成。西汉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即设置县级行政机构，此后，不断有中原及江南移民迁入，公元69年，以保山为中心的永昌郡设立。所有这些，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保山的开化和发展。

到了明朝初年，朝廷因考虑到保山(当时为永昌府)“居民鲜少”(李观奏疏)之故，洪武十七年乃“迁江南人入居此地”，这是保山历史上又一次迁入众多外省移民的史实，致使一些很有才学和技艺的人来到保山，据府县志及墓碑述，诸如杨元、张志淳、赵锡光等地方名人先世，为洪武年间移屯永昌。由于江南大量汉民族的迁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高度发展的内地文化。明朝时，古都南京和苏杭、扬诸州的山水花木就驰名天下。这些地方移民的入滇，自然会促进当地园艺的提高。这样较高的园艺技术的引进，又因保山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其地土则平衍，其山川则秀丽，著称南方富庶地”。这些优越条件，栽培花木培植盆景这一园艺事业，作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也随之开展起来。栽培花木虽为历朝平常之事，但极盛却在明朝。这从杨慎和张含的大量咏花诗文中可得到应证。保山“山川灵秀或岳峙嶙峋或波光映带皆生自天然，楼台亭榭因地而创”，“春时，群花竞放，凭高望之，满城皆花如锦如云，极为佳丽”(徐霞客语)。当时，城内外出现不少大的花园，徐霞客在其《游记》中，就记载了永昌马氏、闪氏等四家的大花园。保山既是“满城皆花”。从明末清初流传至今的儿歌：“上巷街，下巷街，问问张家花园的金丝荷花阿有开?”就因明朝侍郎张志淳的花园而来。当时，园艺水平较高，已产不少名花，张志淳作永昌《二芳记》记载保山花木繁盛：“载茶花有三十六种，杜鹃花有二十种，皆永昌所产。”

至于花街的形成，虽无正史记载，民间却自有演绎。

相传，保山“端阳花街”起源于明朝嘉靖初年。当时，永昌（今保山）的读书人张志淳官至朝廷的户部右侍郎，被人们称为“张侍郎”。后来，张侍郎告老还乡，居住在永昌城内的上巷街。他在宅第内建起了自己的花园，号称“张家花园”。园内广种各种花木盆景，花卉数量和品种都十分繁多。每年的农历四月底五月初，正是永昌一带百花齐放、争奇斗艳之时，每到端午节这天，张侍郎就安排下人们将花园内的各种花木盆景抬到宅外的上巷街沿街摆放，让四乡八邻的父老乡亲一同欣赏，以增加节日气氛。其他的大户人家和有条件的居民们，都纷纷效仿张侍郎家，也把自家栽培的花木盆景抬出来沿街摆放。久而久之，一到端午节这天，永昌城内的上巷街和下巷街就成了摆满花卉的一条街，人们也就把到这一带观花、赏花作为一种时尚。保山城内的花街就这样自觉、自发的形成，四乡八镇的民众在端午节进城赶街看热闹就被称为“赶花街”。

保山传统花街除了摆花还摆药，有人也将“花街”叫做“药街”，这也是有来历的。

据传，清咸丰末年(1861年)，保山城内红白旗相争（保山通称回汉相争）死了几万人，全城大火，毁坏殆尽，城内一片荒芜凄凉景象，造成温疫流行。一位城内的张姓老中医教居民用生石灰、木炭、石膏、硫磺等物对水井、居室和房前屋后消毒，并用艾蒿、藿香、薄荷、马鞭草、车前草等熬水喝；还用千里光、小木桐、金竹叶、桃叶、柳叶、香草、小荨麻等煮水擦身淋浴等方法消除温疫。这些方法果然有效，一时间，逃到城外和四山的居民纷纷回城，按张老中医的方法来消除温疫，永昌城逐渐恢复了人气。这期间，永昌城内的药草成了救命的奇缺货，城外的人们就把这些药草运到城里去卖。第二年的端阳节，保山坝和四山的人们意识到热天已经来临，上年的温疫有可能会复发，大家就按战乱以前端阳节进城赶花街的习惯，自发的带上中草药到城里去卖，于是中草药开始融进了花街。

从此以后，“花街”相沿成习，流传至今。

如今，保山市隆阳区将传统的民间文化节日赋予了新内涵，成为了集节庆、旅游、文化、商贸为一体的大型盛会，已成为云南省商贸旅游文化较有影响的品牌。

（摘自蒋怀洲《隆阳民间传说》、《永昌文学》作者刘义马、《保山日报》作者杨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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