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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起三八**，****闪寒光。带上铁帽子，叫敌把命丧。英雄的铁五连，是冀鲁边的好儿男，坚持在边区，战斗在平原……”这首当年歌颂“铁帽子五连”的歌词，使我的思绪回到了当年在五连的日日夜夜。
所谓“铁帽子”是指日军的钢盔。整个连队全部是用缴获日军武器装备起来，人人头戴钢盔，手持三八大盖**，身着日军军服，不管何时都保持战斗人员150人以上。与日军的区别只是在臂章上订有“八路”字样的符号。所以群众都誉称他们为“铁帽子五连”。连队有轻机枪4挺，其中日式歪把子机枪两挺，有一挺是当时日军最新装备，也是我冀鲁边区唯一的一挺可一次装弹50发的新式轻机枪。这个英雄的连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冀鲁边区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特别是日伪军对这支“假鬼子真八路”连队谈虎色变。1941年被冀鲁边军区授予“铁帽子五连”称号。这是抗战中冀鲁边军区部队唯一授予荣誉称号的连队。
英雄的部队都有光荣的历史。七七事变后，全国军民奋起抗战，河北省沧县仉小庄(今属盐山县)，有一大户人家，主人叫仉鸿印，他在原来的护乡民团的基础上，于1937年组建了一支民间抗日武装。同年底，这支地方武装在盐山县杨小营加入﹣领导的“三十一支队”，编为二十路军，仉鸿印任指挥。到1938年7月改编为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下属的津南支队，这时我党派出大批干部到该部队开展工作，八路军永兴支队政委李宽和同志调任该支队政委。1939年冀鲁边区第十六团二营，被肖华带到山东开创新的根据地后，该支队4个连队改编为一一五师教导第六旅第十六团二营四、五、六连。仉鸿印任第二营营长，后调任冀鲁边区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教导第六旅第十六团第五连的第一任连长周永贵，是位老红军，竹纤维墙板这种材料的价格大概在三十到四十元左右一平，价格在高一点的竹纤维墙板材料也是有很多的，在边区抗战中牺牲。第二任连长郝延良，也是位老红军，随一一五师东进纵队到冀鲁边区后，战斗了整整8年。后来随部队进军东北任十七师五团第二营营长，不幸于1947年在吉林万金台战斗中牺牲。第三任连长刘文杰，在1941年的一次战斗中失踪。第四任连长周连芳，任职不到半年就调到教导六旅政治部任组织干事。我是在1942年初春时调任“铁帽子五连”任第五任连长。
这个连队是我军在冀鲁边区主力部队中的主力，战斗力特别强，使日寇伪军闻风丧胆。抗战中与敌百余次交手，以及到后来的解放战争，最后到解放海南战役，从来都是打得坚决勇敢。如：1946年我军在攻打长春飞机场战斗中，该连担任攻打朱家窝棚据点，干部身先士卒，勇猛冲过400米开阔地，发起冲锋，仅一个小时，迅速占领朱家窝棚。战后有15名干部战士被评为“战斗英雄”。师授予“英雄连”奖旗一面。1947年在著名的四平攻坚战中，该连曾担任攻击设有强固工事的大白楼据点。这场战斗，打得非常残酷，每栋楼房、每个碉堡都要靠炸药包、爆破筒、手榴弹夺取，每前进一步，都要反复争夺，白刃格斗，双方伤亡很大，全连人员伤亡过半，战后获师授予“冲杀决胜”奖旗一面。再如：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在辽沈战役中历家窝棚阻击战中，“铁帽子五连”(已改称第四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八师五十二团二营五连)在历家窝棚担任切断廖耀湘兵团回撤沈阳的退路，夹击国民党新六军的任务。由于五连灵活勇敢，抢先占领了历家车站制高点有利地形，截断了敌沿公路和铁路撤退的道路，给全歼廖耀湘“西进兵团”创造了条件，得到上级表彰。战后荣获“英勇顽强”奖旗一面。还如：在渡海解放海南岛战役中，“铁帽子五连”和“模范连队”第八连并肩向海南岛西部重要港口北黎、八所追击前进，敌防线一层层被突破，敌人一股股被击溃。五连“以乱对乱”，打得敌人不知所措。战斗英雄陈吉林英勇牺牲。战后“铁帽子五连”荣获集体记一大功，并授予“英雄顽强”锦旗一面。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赫赫有名的“铁帽子五连”身经百战，始终保持着英雄连队的本色。海南岛解放后，部队进行整编时，“铁帽子五连”编为第一三二师三八五团(后又改为三九六团)二营五连。现整编为一三二旅四营十一连，驻海南屯昌。原冀鲁边军区授予的“铁帽子五连”光荣旗帜，仍挂在十一连荣誉室的墙上。
实事求是说，我的前任为建设这个连队做出很大的贡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冀鲁边军区及第一、三分区、第十六团首长对这个连队也是十分重视，从人员到装备都给予了特别关怀和支持。1942年，我任连长时，是抗战最艰苦的时期，为保存我军实力，冀鲁边区的部队大部分都调到清河军区垦区保存休整，以避敌“扫荡”锋芒。冀鲁边区一分区就留下“铁帽子五连”就地坚持游击作战，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抗战期间我率领这个连队前后长达两年半之久，经历过许多战斗，例如乐陵大桑树突围战，遭日伪军10000多人合围，为了掩护主力，我十六团两个连，县政府地方部队两个连、两个区中队，我带五连和黄副旅长向西北突围，其余自行突围。突围部队面对众多之敌，毫无畏惧，同仇敌忾，拼死突围，除五连和少数部队完整突出来外，其余大部同志英勇牺牲。又如大马家被敌包围从早上5点多钟打到晚上9点多，才突出重围，伤亡60多人，将近连队的一半。这个时期正是敌人反复“扫荡”，冈村宁次的“囚笼”战术，一天之内被敌合围一二次，连续多天与敌周旋合围与突围，袭击与摆脱，拔点与转移，成了家常便饭。这些残酷难忘的战斗深深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
1982年，时任南京军区副政委的周贯五老首长到广州来冬休，我陪他到了珠海、深圳、肇庆等地参观半个多月。闲时，一起聊起了抗战时期的往事，周政委说：“宗凯呀，在冀鲁边区那些年，最让人难忘的是四柳林战斗和邢仁甫叛变事件。”我一听心想：是呀！那正是我带着“铁帽子五连”跟着周政委一起度过的艰难岁月。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为急需巩固其占领区，将华北建成它的后方基地，在华北连续发动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惨无人道地推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其实在那个黑暗血腥的年月里，冀鲁边区有哪个地区没有遭到日军惨绝人寰的屠杀，有哪个村庄没有被焚烧啊！日军妄图以此使抗日军民失去生存的条件，挫败广大民众抗日救国的意志，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扫荡”。
仅在1941年年底，日军就数次“扫荡”冀鲁边根据地。其中一次，从济南、德州、沧州、天津等地出动了8000人左右的兵力，实行“铁壁合围”、“拉网扫荡”。到了1942年5月后，敌人对边区的“扫荡”更加频繁疯狂，经常一出动就是上万人，并配有飞机、大炮、坦克、骑兵等。什么“分进合击”“对角清剿”“梳篦战术”“剔抉战术”……凡是想得出的毒招都用上了。小规模的合击、奔袭，则几乎无日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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